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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百年石库门,寻找老上海风韵

作者:张国荣 发布时间:2022-11-20 03:00点击:
中国共产党去年夏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盛大的七一晚会庆祝了建党95周年。在1921年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这个场合是以推出一份电子地图这种更冷清的方式纪念的,这份地图标记了党在被外国占领的上海从事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份地图颇为简单。例如,点击一个穿着学者长袍的男子,就会让一个卡通图标一路蹦蹦跳跳地前往自忠路163弄的砖砌建筑,在那里,党的创建者之一陈旺道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中文。(电子地图还将推出中文版和英文版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版本。) 任何想实地朝拜这个城市的共产党圣地的人都面临的问题是:电子地图上描绘的这座颇有历史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20年的飞速发展从上海的实际地图上彻底抹除了。剩下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也都处于30或40层塔楼的阴影之下,其中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前法租界的不起眼的瓦屋顶公馆。 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我试图找到毛泽东在上海的第一个住所,地址在一条曾叫安义路的街上,结果我看到的是静安嘉里中心,一个总建筑面积约为36万平方米的公寓楼和写字楼的建筑群。一栋两层排屋,现在坐落在一个有温控的豪华商场和五星级的香格里拉酒店的牛排馆之间,未来的伟大舵手(Great Helmsman)曾在那栋楼的阁子间里折叠洗好的衣服,吃大米饭。 幸运的是,足够多的上海历史建筑的例子保存了下来,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当共产党在这座城市诞生时,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从上海剩下的最后一个石库门(通过一个石头门进入的两排建筑物之间的里弄)走过,就像是回到了邪恶、迷人的“东方巴黎”,并让人得以窥视那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上海发生了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石库门是10年前,当时皇家亚洲协会中国部上海分会前主席彼得·希巴德(Peter Hibbard)带我参观了外滩附近的一个里弄建筑群。 当我们在一栋栋充满神秘色彩但大多都空着的房子之间漫步时,希巴德告诉我,“直到20世纪90年代,80%的上海人仍住在两层或三层的石库门。石库门基本上像封闭小区一样的城市街区,进口处有人看守。老上海的整体特征就是,生活是以水平的方式发生的,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街头。” 虽然希巴德带我看过的那些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你仍可通过前往“新天地”了解一点石库门的概念。“新天地”是位于黄浦区和徐汇区的一片经过翻新的里弄建筑,1943年以前,那里是上海的法租界。兴业路76、78号的住屋被从球破碎机下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第一次党代会的30年后,它们被定为保护建筑,当时,曾经的私人住宅已变成了一家面条厂,现在它们是一个博物馆,是高端购物和娱乐区“新天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田子坊里售卖的点心。那里聚集了一些风格独特的餐厅和商店。 Lauryn Isha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新天地的弄堂里漫步,可以领略到典型的石库门的魅力。这些联排的房子有蓝灰色的砖墙,装饰着有精美雕刻的暗红色门楣,像是英国北部城市里看到的成排工人住房的浓缩版。这些小巷有些只有八英尺(约合2.4米)宽,是用来容纳黄包车和自行车而非机动车通行的,这让石库门成为一个饱受交通拥堵的城市中心的宁静绿洲。 石库门建筑大多是由西方开发商委托建造,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是为了给从乡下躲避洪灾、饥荒和动乱而来的富裕家庭提供住处。负责建造它们的当地承包商采用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内部格局和本地的装饰式样。 屋里厢石库门博物馆(Shikumen Open House Museum)展现了由此而来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方碰撞。它位于新天地北区,是一栋新修葺的私人住宅。走过前方一片狭小的空地——相当于一个前院,基本被用来清洗和晾晒衣服——迈一大步越过木质的门槛,就进入了一个长方形的起居室内,你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着檀木家具,装饰着具有时代感的照片和绘画。  这样的展示很漂亮,却极具误导性。到了上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中日战争导致一大波移民涌入上海市内由外国人控制的区域,大多数石库门建筑里住进了四户人家,平均每栋容纳20人。就像新天地本身一样,屋里厢石库门博物馆展示的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联排住屋生活。直到90年代,这片区域还居住着2000户人家。他们的家宅内部被拆毁,往往会进行全面重建,以便改造成一片商业区。在这里,你可以去星巴克买一杯拿铁,在宝莱纳餐厅(Paulaner Bräuhaus)品尝比尔森啤酒,或在高档服装连锁店“上海滩”买一条价格贵到让人咋舌的真丝围巾。 “新天地是假古董,”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这个城市没剩下多少石库门建筑了。那些留下来的是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阮仪三充满感情地忆起自己在上海石库门建筑里度过的少年岁月。 这里的一天通常是在“巷子大合唱”中开始的,先是人们用竹刷清洗被清洁工倒空的马桶的声音。接着第一批小贩到来,开始叫卖手包的馄饨、油豆腐和新鲜的绿橄榄,这些东西通常是搁在从楼上窗户放下来的篮子里送上去。巷子里回荡着跑去上学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学校往往就在同一片建筑群里。暴雨突降的时候,邻家的奶奶会赶忙去收不在家的邻居们挂在外面晾晒的衣服。到了夏天,居民们会在吃了晚饭以后聚在一起,乘凉、聊八卦、打麻将,享用在水井里冰镇过的西瓜。 “现在,我们的居住的共管式公寓里没有什么公共空间,”他说。“我们甚至不认识自己的邻居。” 阮仪三认为,石库门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因为与外国人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接触,他们见多识广,因为和邻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成了善于长期规划的人,能在避免日常生活的纷争之余,悄悄想办法谋取自身的利益。 他告诉我,石库门建设在1949年停止时,上海有9000个里弄建筑群,容纳了400万人口。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展开:石库门里既有托儿所也有棺材作坊,有大学也有佛教寺庙,有酒店也有红灯区(声名狼藉的会乐里聚集了171座妓院)。 拆迁从90年代开始,在筹备2010年世界博览会(Expo)时进一步扩大。大多数被征收住屋的居民都被给予——也接受了——重新安置,地点往往是在从旧房子坐地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的新居民楼里。(钉子户们则遭到恐吓,甚至有被拆迁队杀害的骇人案例。)阮仪三估计现在只剩下20万上海居民依然生活在里弄里。 “如果你想见识见识真正的石库门,”他说,“要抓紧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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